[6]最后黑格尔写到：根据是同一与差别的统一，是同一与差别得出的真理，——自身反映正同样反映对方，反过来说，反映对方也同样反映自身。

这一点与中国古代法律相似。经义决狱主要体现为春秋决狱，这是因为《春秋》比起另外四经（诗、书、礼、易）来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而且直指具体的事与人，用之决狱更容易比附，更具有针对性。

[58]其次，他对中国的德和礼是未能区分的，他只是在随意地提到道德规则一词之后，就不再论及，只是一直抓住礼不放。112—119条，是对债的规定。它是以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兼带衡平法和制定法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在英国殖民的过程中传布到世界各地，而美国在其法律建置过程中又为此一法系作了重要贡献。经义决狱的初衷或许是好的，是想用仁政德治来消弭严刑峻法的戾气，但用道德意蕴直接取代法律条文，划不清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非但不能完善法制，反而更增其病。秦法的苛暴，使儒家的德治更形突出，但在德与法之间，如何摆正两者的位置，使二者能水火相济，历来是一个大问题。

[9] 波考克写到：伴随法国进入行政瘫痪和毁灭性的内战时期，它的知识分子益发需要确立权利和义务的明晰原则，以引导法国回归秩序与和平。[7] 五功即一、认主独一。马克思将人类文明社会（至他的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大致分为三种形式，即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三种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而现今民主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民主乱象——多数暴政、民粹主义、资本代理人机制、民族主义等，都在吞噬民主社会本身。

由于历史的进步，也由于奴隶不断的抗争，当奴隶制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一种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应运而生，这时土地所有者只需要占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迫使无地者以交地租及劳役的形式进行劳作，这在欧洲表现为封建农奴制，在中国表现为地主佃农制，目的都是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58]。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启示，权利关系的改变，不是任意的，而是要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经济基础。

而法律在面对诉讼时，必须作出是非曲直的判断，判断又必须要有标准，以便在判案中有其准绳，而标准的确立，则成为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权利的取得、归属、转移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其重要性在于，它是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来确定人们的权利的，兼顾相关人的利益，这是权利的正解，具有恒久的意义。[54]但是他们忽略了商品货币关系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1页。

到了封建制生产方式时期，那时土地的占有与分割已基本完成，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占有土地来使无地的农民为自己劳动，于是在欧洲出现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有雇佣长工或租佃土地给农民的封建地主制。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却又经由称帝的拿破仑来完成，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有重要意义的是第一条：凡依‘现金借贷（nexum）或‘要式买卖（mancipium）的方式缔结契约的，其所用的语言即为当事人的法律。[49]那末，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是普遍的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于前一个社会形态——封建农奴制，权利是更普遍了，自由的无产阶级的出现，在出卖劳动力获取个人权利的活动中，有更大的空间和更丰富的样态。

而农民发明的三自一包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就是自己生产的自己得，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付出挂勾，如此简单直接的权利关系，在中国经济的危难之际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前者帮助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后者结束了票证时代。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一大帮缺乏政治素养的人选举出迎合自己利益的政客，这些政客或多或少都有政治历练，但是否是英明的领导人，就很难说了。

……关于财产深层次的理性主义理论是以下列方式表述的：财产权是个人的天赋人权，独立于国家之外，因为它代表着个人最直接的活动领域，没有这个活动领域，个人的正式独立与自治将完全空洞无物。权利在西方法系中备受重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西方法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地位，早已在为神圣的权利站台。

因此，权利承载着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重要方面，权利得以实现、得到维护，人们的社会生活将得以正常进行，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将得以发展进步。中国的成功，不仅使中国成了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而且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典范。以上三种——奴隶主所有制、封建地土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私有制形式，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作为主要的经济形式，用以界定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其共同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即通过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奴役剥削劳动者的所有制形式。[56] 参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总第183期）陈仁涛：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及其启示一文。这里奴隶主与奴隶形成了一种畸型的、脆弱的对立统一关系，即奴隶主允许奴隶活下去，但奴隶必须为奴隶主劳作。马克思以他的唯物史观深刻地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积极性不高，产品更新换代慢，生产力发展迟缓，社会有效供给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少有提高。对这种产权改变最初是说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分离，现在又提出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实际上农民都把这些土地看成是自家的。

后者保护权利人对自己知识产权的独占，防止他人的仿冒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这里，民事权利的行使不以按照宪法取得并保持的公民资格为条件。

还有一点不无重要，在《人权宣言》中提出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其以后的法律实践却打了折扣，例如在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在所有权方面，为了国防、国民保健、运输、能源生产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目的而削弱了私人所有权，特别是不动产所有权的绝对性。诚然，如果仅指社会对立是恶的对立，当然可以这样认为。

在确定了所有权之后，又从所有权中衍生出其他权利，主要体现为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继承权等。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一骑绝尘，领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权利纠葛日愈繁多，承载着西方权利至上传统的现代西方法系，在权利的维护上有更出色的表现，这是毋需讳言的。[50] 可见特朗普想把海外的投资引回国内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无助。而劳动，为了要使它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能成其为尺度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权利是变动不居的。[16]另外新增加了添附权：第546条 物之所有权，不问其为动产或不动产，得扩张至该物由于天然或人工而产生或附加之物。

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33] 通观休谟的《人性论》，德也是人性中的因子，比自私和贪欲更重要。

可见，权利总是带着它那个时代的特征，而私有制的存在让权利呈现出对立的态势，几乎没有什么一视同仁的权利，权利的这个时代特征和对立态势根本上讲则是当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58] 剩余价值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用于说明对劳动者的剥削。

权利不是由法律赋予的，权利就其本意而言，是人与自然物的对立统一，用黑格尔的话说，是人的自由[61]意志体现在对立物中。这里提出的观点也是这次在研讨权利问题萌生的，暂且点到为止。 [1] （古罗马）查士丁尼著，张企泰译：《法学总论》，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

[39] 参见（美）约翰·威格摩尔著，何勤华、李秀清、郭光东等译：《世界法系概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也就是说，不是公民也可以享有民事权利。

如树木因风吹倾斜于邻地，邻地所有人亦可诉诸处理等。但他相比于霍布斯从人性中直接开出权利，要更合理一些，指出人性的自私和贪欲使人们罹于苦难，因而有权利的设置，正义的伸张。

[44]拉吉罗接着说：这种对财产权所作的辩护，是所有法理学家都熟知的，并在十八世纪通过他们传播给所有的宣传家。如商品交易虽已完成，但在使用时发现商品质量有问题，或直接以假冒伪劣商品欺骗对方。